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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后再看西安事变

来源:中国政协 |  日期:2017-01-06 浏览次数:已点击:

文◎杨瀚

 

今年是西安事变80周年,80年来,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可能有人会说,研究西安事变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了。我认为,今天再看西安事变,一是应该站在更高、更全面的角度研究梳理西安事变的必然性及其对历史进程的改变;二是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海峡两岸相关史料的解密以及共产国际有关史料的公开,有助于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观点。

从表面上看,西安事变从捉蒋到放蒋,从武装冲突到和平解决,前后十几天时间,在中外各种矛盾交织冲突中,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似乎是“一怒冲冠”“犯上作乱”,扣押了蒋介石,提出了八项主张,最后在各方的努力下,和平解决,形成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如果是从事件本身看,似乎有着许多偶然因素,但我们从中华文化与民族发展的历史看,西安事变是有其必然性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之林的根基,国家统一,民族昌盛是根植于中国人心中的期盼,尤其是在外敌入侵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日寇大军压境,步步紧逼,国土沦陷,在中国人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之际,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怒发冲冠。作为军人的张学良、杨虎城拍案而起,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上,以极大的勇气面对专制,发动了西安事变。他们并不是站在东北军或西北军利益与地盘的个人私利而发动兵谏,而是代表着中国人民对国家统一与民族强盛的追求。他们以牺牲个人及集团利益,换来国家民族空前的团结。这正是源自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源自于他们对国家民族的理解与厚爱。试想,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杨将军也可能与其他血洒抗日疆场的将领们一样,“生为人杰,死亦鬼雄”。

同样,在西安发生兵谏,看似偶然,实则也有其内在的原因。无论从陕西辛亥以来的革命历史来看,从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发表“八一宣言”到进入陕北以及对东北军、西北军的影响来看,西安都具备事变的条件。当时全国抗日呼声高涨,西安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城市,蒋介石却一意孤行,亲率大军坐镇西安,督促张杨围剿红军,西安成为各种势力、各种矛盾交织的火药桶。以张杨为主导的将领本以为可以劝说蒋介石放弃内战、一致对外,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手握重兵的张杨在西安发动兵变,希望以此改变蒋介石的想法,也是历史的必然。

西安事变的发动者是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二人的出身不同,家庭贫富悬殊,受教育的程度差异更大,为人处世性格迥异。张学良是子承父业,少年得志,以少帅位居“东北王”。东北易帜,入主北平,成为与蒋介石金兰换帖的副总司令。在奉命调往西安剿共之前,因父亲被害,东北失陷,长城兵败,家仇国恨,张学良耻辱责骂集于一身。杨虎城则是出生贫苦农民家庭,辛亥革命后,率领农民军参加讨袁战争,带出了一支革命队伍。从除暴安良到参加孙中山的护国、护法运动,随后参加北伐;从靖国军到国民革命军十七路军,都记录着杨虎城顺应潮流,不断追求进步的脚步。特别是“9.18”事变发生后的第五天,杨虎城不看蒋介石的脸色,公开发表了要求抗日的“杨虎城泣告全国人民”电,强烈要求抗日。此后,他便致力于“摒绝内战、以图抗战”的努力。

事变时书写在西安钟楼上的八项政治主张

两个经历、性格迥异的军人能够联手发动西安兵谏,是蒋介石根本想不到的。他原本调张学良西北剿共,自己督导,想继续上演“一石三鸟”的好戏。在剿共问题上,杨虎城一直是敷衍应付的。张学良则是在剿共中损失了三个师后,思想开始转变,特别是在与周恩来肤施会谈后,开始了联共抗日的步伐。

如何扭转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是杨虎城一直思考的问题,他多次主动与张学良接触,渐渐地张学良也把心中的苦闷以及对蒋介石的不满向杨虎城叙说。两人的关系拉近后,逐渐进展到政治上可以相互谈心,进而共同研究如何改变蒋介石的政策。从史料看,推动并策划兵谏,是杨虎城将军主导的。张学良1955年亲自撰写的《回忆西安事变》写到,“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深表同情。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张学良原以为自己有能力劝说蒋介石,在遭到拒绝与辱骂后,才下决心要“教训一下”蒋介石,而蒋介石到西安督战,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客观上使得张杨发动兵谏成为必然。所以说,西安事变的爆发,是张杨将军为实现全民抗战的奋斗目标不得已采取的举措。蒋介石在成为阶下囚之后也没有想明白,是历史选择了张杨将军为民请命,实行兵谏。

80年前的西安,在那个错综复杂的历史节点上,可以看到各种矛盾的交织与转化,可以看到个人与党派集团利益的交织与转变,这种转变的基础,都是站在国家与民族的大义上,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有交锋也有退让,从对抗走向对话,从分歧到共识,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没有在文件上签字,只是以“领袖人格”保证。兵谏的结果是蒋介石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结束中华民族内部的厮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迎接全民族抗战的到来,为取得伟大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应该指出的是,西安事变发生后,国际和南京政府一时十分惊愕。但从国际、国内的大形势和利益立场出发,明智与进步的政治人物很快便做出积极的反应。1214日,在蒋介石身边代表着英、美西方利益的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便飞抵西安,他带来了宋美龄的亲笔信,对蒋介石了解国际与南京的反映、从而逐步转变立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220日,宋子文飞抵西安,进一步了解西安情况。其对促进蒋介石转变、建立西安与南京沟通渠道发挥了重要作用。宋美龄在事后写到:“当时余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1222日,她与宋子文率领端纳、蒋鼎文、戴笠、郭增恺等飞往西安,与西安方面展开了和平解决事变的谈判。由于蒋介石的立场经过这场兵谏的教训发生了重大转变,终于实现了张杨两将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重要诉求。

因此说,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民族大联合一致抗日的问题上,对民族也是有贡献的。

1936年的西安事变,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并最终取得完全胜利,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的反侵略胜利,为中华民族赢得了最大利益。

我们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继承西安事变体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为了缅怀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以及广大军民在事变中为国家民族存亡所做出的牺牲与贡献。西安事变的研究,不但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还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化解历史恩怨,释疑历史误会,形成历史共识,分享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对今天促进两岸和平发展具有独特的积极意义。(作者:全国政协委员,西安事变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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