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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初期的红色出版机构

来源:人民政协网 |  作者:朱少伟 |  日期:2023-09-27 浏览次数:已点击:

近代上海,城市管理、社会构造、文化形态趋于多元性:一方面,这里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组织基础;另一方面,这里交通、通讯便捷,往往开风气之先,是海外新思想、新知识最早登陆的地方,给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正因如此,建党初期红色出版机构相继在这里闪亮登场,并首创了“出版社”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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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共产党宣言》的社会主义研究社

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是1920年8月为出版《共产党宣言》而在上海创办的社会主义研究社。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界已成为新潮,梁启超、李大钊、张闻天等都在所撰文章中摘译、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片段,李汉俊等也在报刊上介绍过它的相关章节。

当年,上海《星期评论》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而获盛名,该刊问世于1919年6月,在进步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星期评论》编辑部深感尽快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译成中文“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急切希望译出《共产党宣言》全文,进行连载。

参与编刊的邵力子想到一位译者人选,那就是多次向自己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投稿的陈望道,他的建议得到大家的赞同,陈望道被确定为《共产党宣言》译者。

1920年早春,陈望道接受任务后,从杭州回到义乌故里,躲在简陋的柴房里艰苦奋战,于4月底基本完成翻译任务。不久,他受邀赴沪,参加编辑《星期评论》周刊。他在上海又对译稿作了整理。经李汉俊、陈独秀的校勘,再返给译者改定,《星期评论》准备连载《共产党宣言》;不料,该刊突然遭查禁。

此时,陈独秀等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面对此变故,经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量,他决定建立社会主义研究社,直接出版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不久,陈独秀在维经斯基帮助下,于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建立又新印刷所。

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由社会主义研究社推出时,标明出版时间为1920年8月;同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函件中提及,《共产党宣言》已出版,所以它的印刷日期应在此之前。

第一版的《共产党宣言》竖排平装,小32开本,共56页,用5号铅字排印,共印1000册;封面为浅红色,有马克思半身坐像,印着“马格斯(按:即马克思)安格尔斯(按:即恩格斯)合著”“陈望道译”等字样;由于排字工人的疏忽,封面上“共产党宣言”被误排成“共党产宣言”,这一失误为以后鉴别《共产党宣言》初版本提供了依据。

同年9月,为了满足读者需求,社会主义研究社推出《共产党宣言》再版,又印1000册,并纠正封面书名的排字差错。

一些学者以为,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后,社会主义研究社就功成身退。经查,1920年6月6日,《星期评论》出版至第五十三号遭查禁;6月27日,《俞秀松日记》提及:“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到独秀家去,这篇宣言底(的)原文是德语,现在一时找不到,所以只用英、俄、日三国底(的)译文来对校了”,第二天则记:“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我们说些译书的事,总该忠实精细”。这表明,陈独秀应是在1920年6月下半月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研究社,并开始实质性运作;这第一个红色出版机构,就设于他的寓所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在此完成校勘、编辑工作。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研究社计划出版一套“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封面上,标明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1920年9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德国米里·伊·马尔西著、李汉俊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二种”。这是中国第一本介绍《资本论》的通俗读物,它扼要叙述了马克思学说中关于商品、价格、剩余价值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等问题;李汉俊在所撰写的序里感叹:“将马格斯(按:即马克思)经济学说,说得这样平易而又说得这样得要领的,在西洋书籍中也要以这本为第一。”此书颇受欢迎,成为各地党组织和团组织成员的必读材料;毛泽东等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则将它列入重要书目,数月便售出200册。

1920年9月后,因公开的新青年社建立,承担了党的书刊出版工作,社会主义研究社便完成了使命。

一份文化名刊发展成新青年社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正式成立。不久,决定将《新青年》改版为其机关刊物;而且,建立新青年社,总发行所设于上海法大马路279号(今金陵东路近河南南路处)。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是中国近现代一份内涵丰富深刻、影响广大深远的杂志,它开启了民智,振奋了国魂。最终,它由文化先锋发展成为革命宣传机构,是一种必然。

《新青年》在沪进行改版,仅用了一个月,从1920年9月1日出版的第八卷第一号起,它实现了新的跨越,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仍为月刊,由陈独秀主编(至年底,他赴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杂志由陈望道负责);随即,脱离上海群益书社,由新青年社运作。

新青年社作为党的早期出版机构,除了出版《新青年》,也负责印行面向工人、店员的《劳动界》和《上海伙友》;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创刊号出版,封面标明“总经售处上海法租界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这是“新青年社”名称初次见诸媒体。

1920年秋开始,新青年社陆续推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丛书”,书目广告列有近十种,实际付梓八种,其中有李季译、蔡元培写序的《社会主义史》(“新青年丛书”第一种),陈独秀、李达等撰的《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丛书”第二种),黄凌霜译、张伯坚校的《哲学问题》(“新青年丛书”第三种),恽代英译的《阶级争斗》(“新青年丛书”第八种)等。

尤值一提,1920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丛书”第六种《欧洲和议后之经济》,由陶孟和、沈性仁译,著者为坎斯(今译凯恩斯)。

1921年2月,《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在沪付排时,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警探以“宣传过激”为由,到印刷厂将全部稿件搜走,又查封新青年社,该社不得不迁往广州。翌年7月,《新青年》休刊。

1923年6月,中共三大作出决议,重新出版《新青年》,作为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6月15日,《新青年》在广州复刊,并另行编号,从原先的月刊改成季刊,由瞿秋白主编。复刊伊始,瞿秋白发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明确表示:“《新青年》的职志,要与中国社会思想以正确的指导,要与中国劳动平民以知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新青年》不负使命,继续承担起系统性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任。1926年7月,《新青年》终刊。此前,新青年社已先结束业务。

设于中共一大会址的新时代丛书社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筹备中共一大期间,李汉俊主动提出将他与胞兄李书城(同盟会元老)的寓所即上海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李公馆”客厅,作为开会的场所。为了掩护中共一大会址,李汉俊、李达等在此创办了新时代丛书社。

1921年6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登载《“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6月28日,北京《晨报》也登载了此文。《“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申明:“起意编辑这个丛书,不外以下三层意思:一、想普及新文化运动,我们以为未曾‘普及’而先讲‘提高’,结果只把几个人‘提高’罢了,一般人民未必受到益处;我们又相信一个社会里大多数的人民连常识都不曾完备的时候,高深学问常有贵族化的危险。纵有学者产生,常变成了知识阶级的贵族;所以觉得新文化应该先求普及。二、为有志研究高深些学问的人们供给下手的途径,这是和上面说的一层互相关联的,普及两字在别一意义上就是筑根基,各种讲科学讲思想的入门书在现今确是很需要,便是主张‘提高’的,这一步也是跨不过。三、想节省读书界的时间与经济,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不但进学校读书的权利不是人人都有,就连看点自修书的时间和经济也不能人人都有的。这个丛书的又一目的,就是希望能帮助一般读者只费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代价,取得较高的常识和各科学的门径。”

“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同时还公布了“本丛书内容包括文艺、科学、哲学、社会问题及其他日常生活所不可缺之知识;不限册数,或编或译,每册约载三万字”;“编辑人(以姓氏笔画繁简为序)”是李大钊、李季、李达、李汉俊、邵力子、沈玄庐、周作人、周佛海、周建人、沈雁冰、夏丏尊、陈望道、陈独秀、戴季陶、经亨颐;通信处为“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一百零八号(按:即望志路108号后门弄堂门牌)转”(后移至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处)。

1922年1月至1923年12月,新时代丛书社陆续编译、出版了九种书籍。“新时代丛书”第一种,是日本堺利彦著、李达译的《女性中心说》,1922年1月出版,“译者序”注明为1921年7月6日所撰,这显示中共一大召开时它早已译毕,万一遭密探深究,便可作该社真实存在、正常运转的一件物证;第二种,是日本高畠素文著、夏丏尊和李继桢译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1922年3月出版;第三种,是英国派纳柯克著、施存统译的《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1922年1月出版;第四种,是日本高畠素文著、施存统译的《马克思学说概要》,1922年4月出版;第五种,是英国唐凯司德著、周建人译的《遗传论》,1922年6月出版;第六种,是日本安部矶雄著、李达译的《产儿制限论》,1922年10月出版;第七种,是英国麦开柏著、太朴译的《进化》,1922年12月出版;第八种,是日本山川菊荣著、祁森焕译的《妇人和社会主义》,1923年11月出版;第九种,是瑞典爱伦凯著、沈泽民译的《儿童教育》,1923年12月出版。这些书籍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1922年6月,“新时代丛书”第五种《遗传论》出版时,通信处开始变更为“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转新时代丛书社”;因此时李汉俊已赴鄂,但他离沪前,仍于6月6日在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介绍了“新时代丛书”第二种《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第三种《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

如今,上海图书馆仍收藏着整套“新时代丛书”,这些书籍均为32开本。“新时代丛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既体现了曾公布的宗旨“增进国人普通知识”,又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第二,每册仅数万字,页数不多却内容充实,文字通俗易懂;第三,封面设计既新颖别致又生动体现编辑宗旨,黑体书名非常醒目,中间有地球图案,上标“新时代丛书”五字,那紧握的双手图案象征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第四,相关书籍全部采用“马克思”译名,这与现在的规范译名已一致,而此前出版界则有“马客偲”(见李提摩太、蔡尔康合译的《大同学》)、“玛古斯”(见杜士珍译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马陆科斯”(见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等译名,有些混乱。正因如此,新时代丛书社的书籍绝大多数都曾再版,《女性中心说》和《遗传论》还曾推出第三版。

第一个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的出版机构,多称“书局”“书社”“书店”“印书馆”等。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为了有系统地编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决定在上海建立人民出版社,由曾参与编辑《新青年》、主编《共产党》的李达负责。从此,“出版社”的名称正式出现,并逐渐流行。

李达于1920年夏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在中共一大会议中被选为中央局成员、宣传主任。李达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的寓所,成为人民出版社社址。

1921年9月,《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登载《人民出版社通告》,阐明了其宗旨和任务:“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仁)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底(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的)趋向,测定潮势底(的)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仁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的)要求。”

19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明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经李达的具体筹划,人民出版社拟定了内容丰富的出版计划,准备推出“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译,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其他读物9种。由于受经费、人手等方面的限制,最终这批书籍未能全部出齐。

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及:仅数月时间,人民出版社已出版书籍12种,各印3000册。据考,人民出版社实际出版书籍近20种,其中不仅有《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袁让译)、《劳农会之建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李达译)、《讨论进行计划书》(包括列宁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和《论策略书》,沈泽民译)、《共产党礼拜六》(即列宁的《伟大的创举》,王静译)、《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成就与困难》,李墨耕译)最早中译单行本等,还有重印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以及《劳动运动史》《俄国革命纪念》《两个工人谈话》《李卜克内西纪念》4种小册子;另外,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和声援各地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先后印制了大量宣传品。

李达在负责人民出版社期间,常废寝忘食地工作,所编印的书籍都通过可靠关系秘密运送到各地。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提及:“‘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那时,广州是孙中山领导的根据地,人民出版社为了确保安全,编辑的书籍标明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址写作“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使敌人无法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进行查禁。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函邀前往长沙,到湖南自修大学工作;翌年夏,人民出版社并入已迁至广州的新青年社。

当年,人民出版社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善于进行编辑策划,在短时间内便拟就“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这3套丛书的大型出版计划,尽管最终因受条件限制未能全部完成,但已印行不少重要书籍;第二,高度重视编译质量,在推出马列著作时既讲究词语浅显又要求译文准确,译书工作主要依靠有较高外语水平的党内同志(如李达、沈泽民、李汉俊等);第三,及时打通发行渠道,既利用书店又依托各地党组织,使出版物能迅速送至党内同志和进步青年手中,并达到不小的印数。正因如此,蔡和森在1926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评价:“人民出版社……为我党言论机关,出版了很多书籍,对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

(本文作者为第十二届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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